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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道法师与法幢宗
    信息来源:甘肃临泽香古寺 发布时间:2012-6-21 15:11:00

    心道法师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一位著名高僧,生前主要弘法于中国大陆的西部。曾亲近太虚大师、虚云老和尚、印光法师等近代高僧,依止于谛闲老法师、兴慈老法师学习天台教观。早年前往青海塔尔寺学习密宗,先后由九世班禅、恩久活佛和阿嘉活佛亲施灌顶授记,授予丹巴增贝堪布职位和班智达尊称。曾在青海、甘肃、北京等地受到喜饶嘉措大师多次的亲切接见,在西北五省享有很高的声誉,对西部近代佛教的发展具有很大贡献。当时由于西北处于多民族、多宗教、多信仰的地区,大师本人又精通显密二宗,提出“释穆一家”的宗教观,主张“显密并弘,禅净双修”的佛教思想。为了西部佛教的弘扬创立了“法幢正宗”,以“破邪显正,高树法幢”为宗旨,使得法幢宗在西部广泛流传,成为今天中国西部佛教的主导力量,开启了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开宗创派的先河。由于大师高瞻远瞩的卓识,在西部开办佛教实业、创办佛教刊物、兴办佛教教育等,发表抗日演说,慰问抗日部队,支援抗日救国运动,是一位名符其实的“爱国护教”高僧。

     

    关键词:心道法师  法幢宗 太虚大师  班禅大师 

     

     

     

     

    二十世纪初,中国结束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王朝,解体了代代世袭相传的君主统治体制,进入了一个新的民主共和时期,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次巨大变化,被称为“新文化运动”。中国佛教也在这个历史长河中有了巨大改变,涌现出了很多佛教高僧大德,为佛教的发展和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孙中山先生发起的民主革命运动推翻了中国的封建王朝,推动了国际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西方文化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局面,促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进程。

    中国佛教本有的传统观念也得到了冲击,使得传统的佛教思想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大批青年僧人加入了“新文化运动”的行列,对传统的佛教文化体制提出了改革,打破了过去的经院式佛教模式,兴办佛教学院教育,发展综合佛教文化事业。主要以太虚大师为代表,兴办佛教院校发展佛教教育,创办佛教刊物宣传佛教文化。由于太虚大师的这种极积的佛教先进思想影响,当时涌现出很多追随太虚大师的青年僧人,在太虚大师的影响下推动了中国近代佛教的大力发展。再加上后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抢掠行为,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慨,使得全中国人民发起了抗日救国运动,在这其间当时的全国佛教青年僧人也加入了抗日救国运动行列。心道法师当年正是青年时期,身虽出家同样有着一颗爱国热情,先后在西安、甘肃等地发表抗日演说,兴办佛教实业体制,支援抗日救国运动。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具有很大影响,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心道法师的生平

    心道法师,湖北荆州松滋县人,出生于1905年正月初十,十八岁时依本县岱辅庙天园老和尚剃度出家,赐法名源福、号心道。于1922年四月初八依净月老和尚受具足戒于沙市章华寺。早年到太虚大师创办的闽南佛学院学习,毕业后在闽南佛学院任教,后来于江苏镇江金山寺习禅,常州天宁寺学戒,依上海兴慈老法师、浙江宁波观宗寺谛闲老法师学习天台教观。 1932年受虚云老和尚之邀与大醒、慈航、印顺任教于福州鼓山佛学院,这时正遇弘一大师来鼓山讲律,向弘一大师请教律学上的一些问题。1933年受太虚大师之邀于武昌佛学院任教。1934年受大勇法师等人的影响发起了北上学密的宏愿,经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致函青海省政府马麟主席,介绍赴青海塔尔寺学习密宗。在这之后又多次赴青海塔尔寺学习,曾受到九世班禅[①]、恩久活佛[②]、阿嘉活佛[③]的灌顶和受戒,赐予“丹巴增贝堪布”[④]和“班智达”[⑤]的称位。在这期间讲经弘法于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新疆等地,从1934年到1948年在西北弘法长达15年之久,长年来往于西北五省,每一处讲经弘法都由地方军政出面维持秩序,地方官员到会聆听佛法以利苍生,西北当时外道盛行,心道法师创建法幢宗以“破邪显正”为宗旨,使得西北佛教得以振兴。

    心道法师于1947年冬,受太虚大师之邀前往南京“中国佛学会”[⑥]万寿寺讲经弘法,后来礼请任南京普照寺方丈,在南京普照寺成立了“中国法幢学会”[⑦],同时兼任上海弥陀寺的方丈;1949年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心道法师在返回原籍的途中受江西南昌佛教界的礼请任南昌圆通寺方丈主持事务活动;1951年成立“南昌市佛教联合会筹略委员会”,心道法师被选举为主任委员负责筹略会的工作;1952年出任南昌佑民寺方丈;1953年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筹略会议”,同年作为中南区代表出席了“中国佛协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1955年当选为江西省第一届政协委员;1956年江西省佛教协会成立,心道法师当选为江西省第一届佛教协会会长。后来于1957年、1962年连续出席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代表理事会,连续被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1966年“文革”开始后,心道法师受到迫害被送到南昌八一湖畔的“牛棚”接受改造,于1968年在造反派的残苦折磨下去逝,终年六十四岁。

    二、创立法幢正宗  振兴西部佛教

    法幢宗是中国禅宗临济宗的分派,形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主要遍布和盛行于我国西北五省,是由近代佛教史上著名高僧心道法所创立。心道法师承接湖北沙市章华寺净月长老法系,为临济正宗第五十代,后又得法于上海兴慈老法师,为天台宗第四十三世。“法幢宗”一词来源于1937年心道法师请净月长老为寺命名,即命名为法幢,其意为法师宏法西北到处破邪显正,深合“建法幢于处处,破邪网于重重”之旨,不意当年秋天心道法师二次入青海塔尔寺从恩久活佛受密宗大戒时,恩久活佛赐名“却吉坚参”,是胜幢、法幢的意思,为心道法师传戒的显密两位高僧不谋而合,皆以“树大法幢,破邪显正”为其宗旨。[⑧]

    心道法师自1934年第一次入青海塔尔寺学习密法,从湖北武昌经西安、兰州、西宁等地区一路弘法讲经,看到了西北佛教当时非常混乱,再加上西北由于多民族信仰的特点,不同民族之间互相排斥,使得佛教内部不振外道盛行,法师便蒙生了振兴西北佛教的宏愿。最初利用在塔尔寺学密的机会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在青海省的西宁、通海、湟源等地区创办了佛教会和居士林,后来又在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先后组织成立了佛教会和居士林,讲经弘法和发表讲演,阐明了正信的佛教与迷信、佛教与外道的区别,佛教的教化作用与附佛外道的害处等佛教基本信仰知识,使得当地政府官员认识到了佛教的好处和外道的危害,当地百姓在心道法师的引导下纷纷弃外道而归依佛教,使得青海地区的佛教得到了快速发展,对社会的安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对心道法师给予了极高赞誉。如在《陕西佛化社通告》云:“今有心道法师者,……讲经东南,游化西北,乐说无碍,得未曾有。固释门之龙象,亦苦海之慈航也!”[⑨]时有姚雨平先生赞曰:“南北东西,说法不替;如是经师,得之匪易;文殊再来,玄奘转世;赞叹无文,五体投地!”[⑩]

    1942年受甘肃省民勤县政府咎健行县长之邀,从内蒙阿拉善旗(巴音浩特)骑骆驼经过半个月的时间到达民勤县。将民勤县枪杆岭山接引寺改名为“金刚岭山法幢寺”,这也是心道法师在西北弘法时创建最初的第一个法幢寺,当时有融开、融文、融通、融达四人在心道法师门下剃度出家,成为心道法师的上首弟子,金刚岭法幢寺也就成了法幢宗的祖庭,从此开始法幢宗在西部正式形成,后来迅速发展遍布西北五省,占有了西北近代佛教史的主导地位。心道法师在西北弘法前后长达15年之久,先后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创建了十多座以“法幢寺”命名的寺院;在西北五省前后传授出家众三坛大戒和在家众居士戒不下二十次,在其门下剃度的出家弟子和接法弟子就有一百多人,接受三归依的在家弟子多达几千甚至上万人。仅西安大兴善寺就举行了两次传授三坛大戒,19394月第一次在西安大兴善寺传戒时仅出家二众就有二百多人,有《西京大兴善寺已卯法幢戒坛同戒录·序》云:“民国已卯冬,心道法师入住西京大兴善寺才周年,乃于讲经说法之余,又传佛戒。”[11]1941年九月第二次在西安大兴善寺传授三坛大戒,仅出家二众就有近百人求戒。于1943年在张掖(今甘肃省张掖市)大法幢寺传授三坛大戒,有汉藏僧尼一百二十多人,在家二众三百多人。后来于陕西武功海藏寺、兰州法幢寺、酒泉法幢寺、新疆法幢寺、宁夏承天寺等多处传授三坛大戒。由此使得法幢宗在西北很快发展起来,一时之间法幢门下人才济济、声誉大振,为西北佛教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定基础。

    法幢宗是属于临济宗之支派,法幢宗之开祖心道法师,法名源福,法号心道,为临济正宗第五十代。心道法师以湖北沙市章化寺净月长老所赠一首偈颂八十八个字作为法幢宗的传承字派代代延续。即:心融谛理,道振大千,法演三乘,师资一贯,止观双照,显密通圆,开示了义,体离言诠,信解清净,善超圣贤,彻悟实际,证入幽玄,海印发光,妙音普宣,六度齐修,福智庄严,应机设教,殊胜因缘,和敬温良,礼让益谦,戒定慧学,永远流传。[12]法幢宗以:“法幢正宗,圆顿法门,禅净双修,显密并宏,破邪显正,是其宗风。”[13]二十四个字为本宗所倡导的宗旨。由此法幢宗在心道法师的大力弘扬下,在近代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了非常重要地位,对西部近现代佛教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开办佛教教育  兴办佛教实业

    心道法师少年出家,早年依太虚大师在闽南佛学院学习,后来依宁波观宗寺谛闲老法师、上海法藏寺兴慈法师学习天台教观,曾学戒于常州天宁寺、习禅于镇江金山寺,讲净土教于武昌佛学院,学习密法于青海塔尔寺,受九世班禅大师和恩久活佛灌顶授戒。早年时期曾亲近禅宗泰斗虚云老和尚、律宗中兴祖师弘一大师、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密宗大活佛喜饶嘉措大师等诸大高僧,精通于禅、教、律、密、净佛教各宗教理教义,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义学”沙门。青年时期发宏愿振兴西北佛教而破邪显正,入青学习密教显密并弘,在西部民族众多信教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提出“显密并弘,释穆一家”的思想,对当时西部佛教的发展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心道法师是一位有理想、有远见,具有一定影响的佛教教育家。

    心道法师在佛教教育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创办佛教刊物弘扬佛教文化,引导佛教四众弟子学习和研究佛教教理,发扬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心道法师于1940113日出版发行了《西北佛教周报》创刊号,编辑部就设在西安南门外大兴善寺,心道法师亲自兼任主编和社长,当时在佛教界和国内社会各界得到了很大影响,一时之间全国各地寺院和名人都发来贺信表示祝贺,当时在陕西的西安、安康、宝鸡、汉中等地,甘肃的平凉、兰州、张掖、酒泉等地,青海的西宁、湟源、大同等地,宁夏的银川、中宁、中卫、平罗等地同时发行。二是创办了大兴善寺僧学院,开启了西部佛教教育的先例,推动了中国近代西北佛教教育的发展。心道法师于1940129日大兴善寺僧学院在西安大兴善寺正式开学,在开学典礼上心道法师作了《学僧要刻苦读书,弘扬西北佛法》[14]的演讲,太虚大师致函心道法师祝贺僧学院开学,并题僧学院训词二则[15]。由于僧学院开学后有不少藏族喇嘛学习,所以专派教师前往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学习藏文。三是创办法幢学会,发挥社会力量集思广义,促进和发展佛教文化事业。心道法师一生主要弘法于西北五省,先后于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南京等地创办了法幢学会,弘扬法幢宗“显密圆融,破邪显正”的宗风,于1945年在兰州法幢寺传戒并成立兰州法幢学会,1947年于新疆成立新疆法幢学会,1948年于南京成立中国法幢学会。四是钻研佛理著书立说,心道法师在战争动乱年代讲经弘法之余,还专门著作和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引导人们正确信仰佛教,普及佛教文化知识。心道法师主要论文有《心所有法之料简》、《西方净土宗的胜义》、《身为众生之苦本》等在《现代佛学》等佛教刊物发表;主要有《心道法师西北弘法记》、《心道法师游敦煌日记》、《净土直指》、《阿弥陀经讲解》、《二时功课评注》、《释迦牟尼佛略史》等专著曾出版发行,这些著作大多已经收藏在国内的寺院和国家图书馆,作为历史资料和珍贵文献收藏。

    心道法师在西北弘法其间还创办了佛教实业,不仅保证了寺院的经济收入,而且还为国家节省了物质资源,同时也为当地百姓创造了生活环境和就业机会。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正在遭受外国侵略,百姓生活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寺院的供养和经济收入得不到根本保证,僧人的生活也处在非常的艰苦。心道法师以其超人的智慧创办了佛教实业,不仅使僧人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得到了根本保障,而且还为社会做出了极大贡献。于1940年秋在西安创办了“西安佛光纺织厂”[16],心道法师亲自担任厂长,提倡发动僧众参加生产,增加寺院自身经济收入,发扬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深受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重视。解放后于是1949年在南昌圆通寺任方丈时,动员僧众紧缩寮房,利用闲置的僧房开办了“怡达旅社”和“怡圆旅社”以增加收入,解决寺院的经济困难;于1952年在南海行宫创办了“南昌市劳荣纸料拖胶加工厂”[17],组织僧众开展自养自产事业;后来于任南昌佑民寺方丈时,又创办了“新民麻制厂”和“劳新腐竹厂”[18],所生产的产品因物美价廉,而曾一度占领市场,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四、支援抗日  救国护教

    心道法师不仅是精通显密、禅净、律教等佛教教理的高僧,而且还是一位爱国名僧。心道法师青年时期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德国和日本等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战争的痛苦,使无数的平民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中国也是遭受侵略的国家之一,在当时的年代有无数的中国人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为国家的主权和百姓不受战争之苦洒热血献生命,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为了保家卫国当时的出家青年僧人也加入了抗日救国的行列,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心道法师就是这些抗日救国的爱国僧人之一。

    心道法师于1940年秋在创办了“西安佛光纺织厂”的同时,在西安组建了“中国佛教徒战地僧众救护队”[19],心道法师亲自任总队长,训练救护队员的救护技术,亲自赴现场救护伤员,受到社会知名人士于佑任、姚雨平、陈铭枢、戴季陶等人的题词嘉扬,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西北司令长官朱绍良,对心道法师在陕西的诸多爱国举动颇为嘉许。当时由太虚大师、圆瑛法师、宏明法师等人组织的上海僧伽救护队,因宏明法师被诬陷入狱而解散,其中大部分队员投奔西安心道法师组织的僧众救护队。当年于1224日在西安大兴善寺举办《护国息灾水陆道场》法会,心道法师亲撰法会缘起并宣说上堂法语五次。云:今者世界战争,正在扩延,吾国抗战胜利,日益接近。云云[20]。法语之二:建立水陆道场,广做空华佛事,降伏镜里魔军,祈祷抗战胜利。云云[21]。在国家危及时该做为一名中国公民,心道法师身虽著袈裟出离红尘之外,而心却无时无该无不系在国家安危,实乃菩萨转世救度众生。

    心道法师不仅亲自组建了“僧众救护队”来救护抗战的伤员,而且还对广大僧众和信教群众进行抗日演讲传宣,要广大的佛教徒认识到学佛不仅是学习佛陀的教理,还要学习和实行佛教菩萨救世的精神,鼓励广大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为保护自己的国家而不惜献出身命。心道法师在1941年庆祝元旦时,在西安大兴善寺作了《佛教与抗日救国》[22]的演讲,说明了“佛教徒对于抗战救国的认识”和“抗战救国工作的进行”,发动和鼓励佛教徒要积极面对抗战救国运动,一是要组织佛教防空义勇队;二是要组织佛教战地救护队;三是要编辑佛教刊物、报纸对抗战进行宣传。于19421210日在甘肃山丹县民众教育馆作了《佛教与抗建》[23]的演讲,对“佛教与抗战”和“佛教与建国”作了解说,参加听讲的有山丹佛教界、政府各机关单位、地方保甲及广大民众,县党部薛书记长亲自主持了演讲会。于12日在临泽县陆军第七预备师为部队战士作了《军人学佛》[24]的演讲,有李禹铭县长、顾书记长及陆军第七预备师二十团蔡沂团长亲临演讲会场,蔡团长亲自主持了演讲会。于1943425日心道法师在甘州(今酒泉市)陆军骑兵第十师司令部为全体官兵作了《军人菩萨行》[25]的演讲,将“军人杀生与菩萨慈悲”巧妙结合,以“矛盾与统一”的辩证思想化导军人保家卫国时难免要杀,但不能因杀生而不去当兵保家卫国,引用了佛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菩萨精神激励士兵要精忠报国。

    另外,心道法师不仅在部队为官兵演讲传宣和鼓励战士保家卫国,而且在物质生活上也尽自己的能力所有给予了极大支助,194212月中旬心道法师得知当时正值寒冬,当地百姓均因天灾和战乱而饥寒不堪,当地驻军部队也为支援前线而衣食不足,心道法师将自己数年的信众供养1000元国币捐给“冬令救济委员会”,1500元国币捐给驻军部队作为慰劳之用。李禹铭县长和二十团蔡团长皆专程致函感谢,云:兹大驾临泽小地,沂尚未尽东道之谊于前,而敝团全体官兵已蒙大师重金慰劳,敝领之余惭感交集,专此鸣谢!云云[26]。抗日战争胜利后,心道法师在新疆弘法返回张掖时,当地驻军部队为了表彰心道法师在抗战期间捐资酬军的爱国热忱,特意将政府在抗战胜利后颁发的一枚“青天白日”勋章敬献给心道法师,以表示全军将士对心道法师援军爱国精神的嘉奖。从而可知,心道法师不仅是一位精通佛理的得道高僧,而且还是一位爱国护教的爱国高僧。

    结束语

    心道法师的一生是爱国爱教的一生,自从青年时期就投身于西部佛教的弘法教育事业,为西北佛教的振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近代佛教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今天研究近代佛教史,对于西部佛教的研究资料非常的缺乏,关于心道法师的资料由于战乱和“文革”时期的破坏,大部分已经被毁坏和丢失。有心道法师的在家弟子王运天居士(融田),近几年南北奔走和多方察访搜集了部分资料,按年代顺序编写成《心道法师年普》,于200612月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关于心道法师的事迹在《中国近代佛教人物志》、《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民国时期人物简释》、《革命人物志》、《甘肃宗教》、《江西省志》(宗教卷)、《南昌市志》(宗教卷)、《宁夏百科全书》、《青海百科大辞典》等地方志和佛教近现代书刊皆有记载。心道法师是西部近现代佛教的代表人物,研究心道法师的事迹对于研究西部近现代佛教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寺院名称:甘肃临泽香古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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